1911年，潮州知府署前。52岁的陈兆棠被绑在一根竹梯上，嘴里被人硬塞进了一把干粪。他挣扎着把秽物吐出来，朝黑压压的革命军吼了一句——"死则死耳！哪有钱帮你们谋反？"
那天早上他还坐在府衙里处理公务，下午就被民军冲进衙门抓走。革命军急着要军饷，却发现府库空空如也。
百姓们早就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全倒在他身上，有人甚至冲到梯子前吐口水。潮州光复才十几天，旧官府的威严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塌。
陈兆棠的父亲陈士杰是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官至山东巡抚。陈兆棠出生在湖南桂阳官宦之家，兄弟几个里只有他科举不利，只考了个拔贡。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证明自己。
他捐官入仕，先在四川威远县当知县，后来升到崇庆州知州。那时候他还很清廉，下乡查案不吃百姓一顿饭，离任时百姓还送挽留的牌匾。谁也没想到，他会变成后来那个“一日报诛三百人”的“屠伯”。
1905年前后，他调到广东惠州担任知府。广东当时匪患严重，“会匪”四处作乱，械斗、走私、鸦片问题像癌细胞一样扩散。
陈兆棠上任后采取铁腕政策，用“就地正法”的权力大开杀戒。三年时间，据说他杀了三千多人。老师王闿运在日记里写过劝他：“杀气太重，宜稍持平。”他却回信炫耀政绩。
罗宾二案就是典型冤案：一个普通百姓被诬为土匪，草草审问后就地枪决。司法程序几乎被简化到零，他相信“乱世用重典”，可血债越积越多。
1908年他调任潮州知府，继续沿用旧法。潮州宗族势力强，社会矛盾复杂。陈兆棠依旧严刑峻法，镇压动乱。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于11月9日宣布独立。潮汕革命党人和民军迅速响应，11月10日左右开始围攻府县衙门。陈兆棠效忠清廷，拒绝合作。
11月22日民军攻破府衙，他被俘。革命军想从他身上拿到军饷，却发现他个人清廉到连私财都没有。民愤爆发，临时用竹梯绑人，塞干粪辱骂，连续十三枪把他打死。
陈兆棠一生最矛盾的地方在于“清官”与“酷吏”同时存在。他个人生活极简，不蓄私财，把俸禄拿出一部分资助书院和义仓。
可在公权力上，他对生命的敬畏几乎为零。四川时期百姓爱戴他，广东时期百姓恨透他。
父亲的官宦身份让他从小就想建功立业，科举失利又让他格外焦虑。他相信严刑能救世，却没想到严刑救不了清末这个失序的时代。
1911年11月22日广场上的枪声，不仅打死了陈兆棠，也打碎了旧官府的权威。革命军和百姓的仇恨宣泄，带着浓厚的复仇色彩。旧制度在暴力中崩塌，新秩序却还没建立。
陈兆棠临死前那句“哪有钱帮你们谋反”，既是忠君的表白，也暴露了他对清廷的愚忠。清末广东的治安压力让他走上极端，辛亥革命的浪潮又把他推到历史审判台上。
陈兆棠死后，潮州很快稳定下来。民军控制府衙，旧官僚体系彻底瓦解。他的故事留给后人太多思考：一个渴望做能臣的官宦子弟，在清末乱世里如何一步步变成杀人如麻的酷吏？清廉能抵消滥杀的罪过吗？权力异化到什么程度才算触底？革命的暴力清算又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回味。
晚清地方治理的危机，从陈兆棠身上看得最清楚。中央权威下降，地方官为了维稳不惜简化司法程序。“就地正法”本是应急手段，却成了滥杀的借口。
陈兆棠的老师王闿运劝过他，他没听。罗宾二这样的冤案越来越多，百姓的怨气越积越深。1911年革命军攻破潮州府衙的时候，民愤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
陈兆棠的妻子和子女在事发后逃亡，生活陷入困境。他的故事在潮州民间流传多年，有人叫他“屠伯”，也有人说他是清官。
两种极端评价，恰恰说明他身上矛盾的复杂性。清末那个时代，官与民的冲突、传统忠君与革命浪潮的冲突、个人理想与时代困境的冲突，全都压在他身上。
1911年11月22日，潮州府衙前的竹梯和十三枪，成为新旧时代交替的残酷象征。陈兆棠被枪决的场景，在当地老人口中流传了整整一世纪。
素材来源：近代岭南地方史料、辛亥革命民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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