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三年前，向一家在越南设厂的消费电子公司推荐人民币跨境结算，对方第一反应大概是“美元用得好好的，为什么换？”
可在今年，却变成了企业主动来问，能不能用人民币做供应链融资。
这个转变，并不算新鲜，也不算特殊，据悉，过去只有不到10%的客户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而现在这一比例已上升至约30%，另有30%的客户也愿意探索这一选项。在人民币国际化议题似乎已从舆论中心淡出的今天，这一数据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走强”，以一种低调而务实的方式发生。
这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汇率升值，也不是政策驱动的宏大叙事，而是一场由产业链重构驱动的、企业层面的货币选择变迁。
其本质，是中国制造业外溢过程中，企业主动用人民币重构区域资金链的结果。
这一过程，在使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加速向“区域功能性货币”转变。
1.产业链迁移如何重塑货币选择
这场变化的根由，不在金融政策文本中，而是在企业财务报表的细节里。
美国自2018年以来持续加征的关税和技术限制，在客观上重塑了东亚的生产网络。大量中国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企业——将生产环节或完整产业链转移至东盟国家。
这种转移的规模有多大？一个直观指标是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连续6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在贸易战阴影下，这种深度绑定本身就说明了产业链整合的程度。
另一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企业运营层面，以前“中国生产—出口东盟”是简单的双边贸易关系，用美元结算几乎是不假思索的选择。
美元流动性充足、计价习惯成熟、汇率风险可控——对于一笔独立的跨境交易而言，美元确实是理性的选择。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东盟工厂纳入其全球生产网络时，情况发生了质变。
一家在泰国设厂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原材料可能来自中国总部，半成品在泰国加工后销往欧洲，资金需要在不同节点间高效流转。
在这种模式下，使用美元反而成了负担。
因为每一次汇兑都产生成本，每一次跨境流动都面临汇率敞口，而总部的资产负债表仍以人民币计价。
于是，人民币升级为“记账单位”和“内部结算货币”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企业开始在东盟设立区域资金中心，将集团内部的跨境资金流动集中管理，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只在必要节点兑换成当地货币或美元。
辛陶也说过，“越来越多的公司在东盟地区设立区域资金中心，以提高资本管理效率。他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东盟不仅是贸易的终点市场，而且是海外扩张的第一站和全球增长的跳板。”
这种变化在金融数据中已有迹可循。
银河证券利用其国内和海外协同优势，提供全周期跨境金融服务，自2024年以来已在东南亚完成了71宗投资银行交易，总交易金额为47亿新元（约36亿美元）。
这些交易涵盖并购、发债、上市等多个领域，人民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单纯的结算工具。
2.东盟有何特殊？为何是这里？
人民币国际化在其他地区的推进，往往更多依赖政策驱动——货币互换协议、离岸清算中心建设、RMB跨境支付系统（CIPS）推广等。但在东盟，情况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这是一场由产业链内生需求拉动的货币选择。
东盟之所以成为这一过程的特殊实验场，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产业链融合的深度独一无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不再是简单的最终品交换，而是深度嵌入彼此的生产网络。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零部件贸易占比极高，这意味着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有货币选择的需求。
第二，合作领域从传统制造向新兴产业的延伸。中关村论坛上传递出的信息显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已成为新的增长点。这些领域的资金需求更复杂、附加值更高，为人民币进入更多元的金融场景提供了空间。
第三，东盟国家存在隐性但真实的“去美元化”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留给东南亚国家的集体记忆，使该地区对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始终存有戒心。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近年来都在探索本币结算和支付体系多元化。但受制于地缘政治顾虑和金融市场深度，它们不愿直接挑战美元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成为最自然的“次优选择”——它背后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的经济体支撑，同时又不带有对抗性色彩。
第四，企业“融入”而非简单的“出海”。在2026年中关村论坛上，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已从简单的“出海”转变为“融入”。这一表述的转变意味深长。“出海”暗示着从中国向外延伸，中心在外；而“融入”则意味着嵌入当地生态，成为区域网络的一部分。当企业真正融入东盟经济体系时，其货币选择也会更多元化，人民币自然成为选项之一。
不过，就算如此，也还有不能回避的现实，即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崛起仍面临明显的天花板。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向上变化的上限。
对于持有人民币的企业而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这些人民币能用来做什么？
在东盟当地，人民币计价的可投资资产仍然有限。
除了中国银行等中资机构发行的少数产品外，企业几乎找不到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这意味着，即使企业愿意持有人民币，也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最终可能还是被迫转回美元或兑换为当地货币。
银河证券等中资金融机构正在填补这一空白，但建立一个成熟的人民币资产市场，需要的不仅是金融产品的供给，更需要在投资者教育、市场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等基础设施层面的长期投入。
而且东盟十国在金融监管、外汇政策、反洗钱规则等方面差异巨大。
一家在印尼和越南都有工厂的企业，面对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外汇管理制度。
人民币跨境清算在这些国家尚未实现全覆盖，很多时候仍需通过美元体系“绕道”。
这一问题在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推广过程中尤为突出。
尽管CIPS的参与者数量和交易量持续增长，但在东盟国家的渗透率仍不均衡。
新加坡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其人民币清算体系相对成熟；但在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人民币的清算仍然不畅。
况且，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走向，依然是悬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上的制约。如果美国对东盟国家施加金融制裁压力，或通过汇率政策施压，人民币的替代进程可能被迟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普遍采取“大国平衡”外交策略，不太可能在货币问题上明确“选边站”。
那么，也就代表着人民币在东南亚的推进，必须在保持低调、避免引发政治对抗的前提下进行。
而这，就是一种约束。
3.不取代美元，只做选择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这一轮演进？
一个常见的误读是将其视为“去美元化”的标志性进程。
这种解读过于宏大，也过于对抗性，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人民币正在东盟地区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一个“非美元的可靠选择”。
这一进程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东盟企业的货币使用习惯和预期。
过去，用美元结算是不假思索的默认选项；现在，企业开始主动比较美元和人民币的成本、便利性和稳定性，并在某些场景中做出非美元的选择。
这种从“唯一”到“可选”的转变一旦形成网络效应，其韧性远超过一两个政策文件推动的短期增长。
银河证券首席王胜提到三个趋势，恰恰印证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其一是合作形式从单个产品或服务的出口转向整个产业链的扩展；其二是合作领域从传统制造业扩展到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等新兴领域；其三是合作模式从单个企业的独立努力转向协调生态系统驱动的合作。
这三种转变，每一种都在扩大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和渗透深度。
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关注“结算比例从10%到30%”这类数字，可能得出的只是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结论。
真正的里程碑，应该是东盟国家央行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常态化的储备资产配置选项——这需要人民币在可兑换性、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
或者，是区域内人民币计价债券市场的形成——当中国和东盟企业能够直接在区域内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并被当地机构投资者持有，人民币才真正从“交易货币”升级为“投融资货币”。
再或者，是人民币成为区域危机管理工具的一部分——如果未来东盟国家面临类似1997年的金融冲击时，能够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和流动性支持，那将是人民币区域化最有力的证明。
在此之前，人民币在东南亚的每一步进展，都更像是一场“沉默的变化”，充满了低调、务实，但确乎是在改变区域经济金融的基础设施。它不是一场争夺“美元霸权”的对抗，而是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自身产业链外溢过程中，自然而然伴生的货币区域化进程。
正如辛陶所言，东盟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仅是贸易的终点市场，而且是海外扩张的第一站和全球增长的跳板”。
对于人民币而言，它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验场，在这里，人民币正在完成从“中国的货币”到“区域的货币”的蜕变。
这一过程或许缓慢，或许充满波折，而其方向已然清晰，且正在被数以万计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日常选择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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